慈母手中线
     母亲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原本身体还算硬朗，玩起麻将来，许多五、六十岁的人，也往往成为她的手下败将。一个月前，我亲爱的姐姐、母亲唯一的女儿竟不幸先她而去。这巨大的打击，使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尽管头发还是黑多白少、牙齿也没有掉一颗，但原本一只耳朵就不太好使，而现在这只耳朵好像全聋了，另一只耳朵也以前差多了。姐姐走后，我把母亲接到我家来住，一个月下来，由于要对她大声喊话，弄得我和别人讲话也像吵架似的。
    妻子和女儿去上海岳母家居住已两年了，就在姐姐去世前一星期，拆迁方案已公布两年的岳母家终于传来好消息，我们家按“货币安置”办法，在浦东买了一套不大的二手房，手头还小有节余，简单地装修一下也用不着贷款了。听到这个喜讯，母亲和姐姐都替我们高兴。没想到几天以后，姐姐逝世的噩耗使我们一家人将在上海团聚的喜悦被冲击得一干二净。
    赶来天水奔丧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因为要办理房屋交割手续和上班，来去匆匆地又回上海了。姐姐的“五七”过后，我也该回上海为我们的新居，尽一点我家唯一男子汉的“义务”了。因为妈妈的缘故，我的行期一拖再拖，还是母亲再三催促，先是发慢件，再是托运行李、购火车票，终于到了不得不走的日子了。我定下了赴沪的行程后，曾是黄埔女兵的母亲，仿佛精神状态一下子恢复了许多。大多时候，反是她在安慰我。让我不要为她操心，让我到上海后，首先要注意身体，找一个挣钱不多、离家近一些的、不太累的工作；夏天住不惯就回天水……。我原本计划把大、小两辆半新的自行车运回上海，帮我装运行李的弟弟将我的打算告知母亲后，母亲给我200元钱，说是弟弟准备将这两辆旧车卖掉，能卖200元钱，你再添一些去上海后买辆新车骑吧。我清楚地知道，我这两部旧自行车，要处理的话，也就能卖个七、八十元吧，这肯定是她给我的钱，我含着眼泪收下了这200元，也不愿揭穿她这小小的“计谋”，以免伤她的心--要知道，解放以后不久，为了我们兄妹几个而辞去工作的她，每个月的收入也就200来块钱吧。
    我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妈妈让我把准备带走的现金，除留下一百多元旅途上花以外，剩下的给我缝在贴身的衣兜里。其实，前一天我已经把近万元打进牡丹卡里了，准备带的现金也就刚一千来元。但是我还是顺从地把所有的十几张大面额钞票全交给她，替我缝起来，那怕是上火车后，我再把钱拿出来放回钱夹里。我把房间里面的壁灯、台灯、吊顶灯全部打开，以免让不愿戴老花镜的母亲因穿不进线而难堪。就这样，在早已过世的父亲的遗像下，83岁的老娘为我这53岁的儿子一针一线地将钱缝在了我穿在身上的衬衣中袋里。当母亲低下头，伏在我还算宽阔的胸膛上，去咬断线头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头顶上一簇白发竟是那么白、那么亮。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一串泪掉在了母亲的花白头发丛中。透过泪眼，我仿佛看到四十多年前，在煤油灯下，母亲为探亲期满将回去工作的父亲缝钱；三十多年前白炽灯下，母亲为将去上大学的大哥缝钱；二十多年前，日光下的窗前，母亲为将出差的姐姐缝钱。
    母亲，我在心里暗暗地保证：无论我在上海是忙是闲，我都要经常地回天水看望您，多陪您说说话，多逗您笑，替您拔去头上的白发--即使我也忘戴老花镜，错拔了半灰的头发。 我还要每次回上海前，上银行换上多多的百元钞票，再让您给我缝在衬衣口袋里，趁您低头咬线头的时候，把您的头抱住贴在我的胸口上，听儿子有力的心跳声。我一定要让您再为儿子缝上十次、二十次……。母亲，我保证。

                                                                    2003年9月7日晨5:30至6:45
                                                                     含泪写于118次列车卧铺车厢
                                                                     2006年10月7日改定于上海